标题: 许德珩 一介纯粹的爱国者 [打印本页]

作者: z999l888z777    时间: 2019-4-25 23:23
标题: 许德珩 一介纯粹的爱国者
姓名:许德珩
时年:29岁
身份:北京大学国文门三年级学生
地点:北京
1925年,许德珩与夫人劳君展结婚照。
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部分团员合影。
1918年,北大学生创办的《国民》杂志。
1994年发行的邮票“爱国民主人士——许德珩”。

扫描二维码,关注新京报“五四100年”特别策划
有“大炮”之称的许德珩,在成为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时,已经29岁了。彼时,北京大学是三年预科、三年本科的学制,这是他在北大国文门就读的最后一年,面临何去何从的前程问题。对于这场学生运动不顾一切的投入,改变了他一生的风向。
许德珩,与傅斯年、罗家伦、段锡朋、杨振生等人,都被视为学生运动中的领袖,不过这些青年才俊们在路线和倾向上却内含张力。人称“段总理”的段锡朋,富有领袖魅力,在当时学生中影响极大;生在江西的浙江人罗家伦,外貌粗鲁,有“熊爪”、“爱炫族”之称;山东人傅斯年则更富学者风度,而较少政治家气质。傅、罗二人都是新潮社同仁,他们更关注思想文化革新,对实际政治兴趣不大。至于傅斯年的山东同乡杨振生,则以北大国文门“急躁的激进分子”闻名,他怀着那代人特有的反叛热情,将中国之落后归咎于传统儒家思想。
在这些人当中,许德珩对那些文化激进分子的看法是有些许不屑的,他是“一介纯粹的爱国者”——《中国启蒙运动: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》的作者舒衡哲如是评价。与那些不曾走出书斋的北大同学相比,许德珩大概老成许多,他是做过“革命军人”的。辛亥革命之后,许德珩曾在江西九江投笔从戎,参加了宪兵队,还做过九江都督李烈钧的秘书。“五四”之时,刻不容缓的爱国大业将这些本不同路的学生凝合在一起;而当“五四”共识的浪潮逐渐退却,不少“战友”的分歧就暴露了出来。当然,这是后话,还是让我们先将目光放回“五四”吧。
学生中的“大炮”
“五四”期间,有两则学生宣言广为人知。一则是罗家伦的《北京全体学界通告》,一则是许德珩的《北京学生界宣言》。
一笔写出“五四”潮的罗家伦,他所一挥而就的“通告”是“五四”那天唯一的印刷品,“外争主权,内除国贼”这一响亮而精准的口号便由他提出。至于许德珩的“宣言”,是由文言写成,实际却比罗家伦的白话新体更激进得多,他大声疾呼,“不得之,毋宁死”,“至有甘心卖国,肆意通奸者,则最后之对付,手枪炸弹是赖矣。危机一发,幸共图之!”
许德珩之所以有“大炮”之称,就是由他的形象性格而来。陶希圣曾记录许德珩讲演时手舞足蹈的形貌:“每会必发言,每次发言都是两脚直跳,两手捶桌子,说得那样起劲,但是听众不知所云。”
从开大会、起草宣言、写标语,再到“五四”当日走上街头,最后成为32名被捕学生中的一员,许德珩始终是积极分子。囚禁之夜,他在步军统领衙门监房里赋诗,写得也是“无一怕杀头”“锄奸不惜死”等硬骨头的句子:
为雪心头恨,而今作楚囚。
被拘三十二,无一怕杀头。
痛殴卖国贼,火烧赵家楼。
锄奸不惜死,爱国亦千秋。
当时,报刊文章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这场运动,然而“五四”的学生领袖们却各有各的心思与判断。“五四”游行示威筹备会的两位主席傅斯年和段锡朋,最初是想让示威成为“有纪律的抗议”,但当学生运动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,他们无法控制局势,内心也有所保留。“五四”游行之后,傅斯年很快急流勇退,再少出头露面。至于罗家伦,他对于自己曾积极参与“五四”一事,更直接表达了懊悔之情。时隔一年,他已将五四运动判定为一次失败的运动。在罗家伦的反思中,罢课、三番五次的请愿、一回两回的游荡,是“无聊的举动”。受到胡适影响,他放弃了大学生运动,转而认同以学术研究为途径来谋求救国。
对于胡适、傅斯年、罗家伦等人的观念,许德珩相当不满。后来,这几人曾联名向北大教授评议会建议,想将北大迁往上海租界,目的就是要让大学脱离北京的政治环境。许德珩对此深为不齿,他在回忆录里狠狠给这些人记了一笔,还翻出旧账,说1918年傅斯年等“坏学生”曾到公府告密学生示威,“受到了蔡先生的斥责,也受到了许多同学的鄙视”。
许德珩的一些“指控”被认为有所失真。不过,真相究竟如何已说不清楚,政治路线不对付倒是真的。可以说,包括许德珩在内的北大较为激进的教师、学生,与胡适、傅斯年等人的对立,在“五四”后已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。
大钊“粉”与胡适“黑”
许德珩与“五四”战友们的路线差异,在北大学者新旧碰撞、中西交叠的思想版图里都能追溯到清晰的坐标。1916年末,蔡元培改组北大以来,这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就网罗了国内顶尖的知识分子,空前活跃的学术自由气氛中,上演着史无前例的思想碰撞。
许德珩勾勒了当时北大的几大“影响力”分子:主办《新青年》的文科学长陈独秀,鼓吹文学革命;图书馆主任李大钊,是许多新思想团体的发起或参与者;还有留美高材生胡适,“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”。他们作为《新青年》的撰稿人,虽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,但政治见解上分歧很大。时任校长的蔡元培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,他所招聘的教员李石曾、吴稚晖等虽然只来了很短时间,甚至并未正式就职,就将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到了北大。此外,被视为顽固守旧的国故派也被蔡元培聘用,用人条件则是“不谈政治”。
许德珩对这些老师各有看法。一开始,他对陈独秀不大满意,觉得他文人习气太重,思想上没超出文学改良的范围。直到“五四”时陈支持学生运动的立场,才令他大有改观。蔡元培曾针对北大学生的旧社会恶习,发起进德会。许德珩对于这种“道德救国”的路线也兴趣不大,觉得是“知识分子超政治的资产阶级幻想”。对于“受英美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”,许德珩更瞧不上,认为他们把美国总统威尔逊骗人的“和平十四条”宣扬成“民主的象征”堪称可笑。他还在回忆录里讽刺傅斯年,说此人“自夸可以把"和平十四条"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”。
许德珩是李大钊的小粉丝,虽说二人年龄只差一岁。李大钊是北大第一个、也是中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。俄国十月革命之后,他断言“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,必将起绝大之变动,其萌芽即发出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”。当时,社会上介绍布尔什维克的材料尚不多,反对者常将其译为“过激派”。在1918年10月《新青年》五卷五号上,李大钊发表了《庶民的胜利》和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,许德珩视之为“卓越”之作——俄国十月革命才是他们所期许的真正革命。许、李二人常在办公室聚谈,情谊介乎师友之间。“五四”前夕,也正是李大钊从中运作,协调了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社团通力合作。
作为大钊“粉”和胡适“黑”,许德珩对老师们在五四期间态度的吐槽倒是很有意思:李大钊发表《庶民的胜利》,胡适就讲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;李大钊讲马克思主义,胡适就讲“多谈问题,少谈主义”(可他同时却又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);李大钊站在学生一边,参与学生运动,胡适就站得远远的,并主张“20年不谈政治”。他在回忆录里写道:胡适根本没有参加五四运动,反而被五四运动的怒潮“吓到了”。
对于当时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者,许德珩也不满意。在他看来,“名流”鼓吹之下,早年北大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生还不少。他们主张不要国家、不要家庭,名字上多半不冠姓。许德珩抱怨,“那时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家,看不起学生爱国运动,以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。”
恰恰因此,许德珩将学生爱国会改为了学生救国会,并筹办了全国性刊物《国民》杂志。实际上,国民杂志社的一百多位社员基本上都是热烈的爱国分子,他们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。其中,又可分为陈钟凡等保守派,易克嶷等调和派,以及张国焘和许德珩等激进派。这本杂志的第五期上还发表过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前半部,是《共产党宣言》在中国的最早译本。
“五四”前后,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团体不断涌现,比如平民教育演讲团(学生救国会之组成部分),还有李大钊1918年联合各方青年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。后者是一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,分散在国内各大城市,它们的参与者都同情或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,尽管此后又因立场观点不同而走向分裂。积极分子许德珩自然是两个社团的参与者,值得一提的是,毛泽东当年也参加了这两个社团,二人因此结识,成为“老熟人”。
一生爱国的“五四之子”
许德珩过人的社会活动能力,其实在1918年的“五四”前奏之时已体现出来。
段祺瑞接受“二十一条”的中日秘密协定被揭露之后,留日学生纷纷抗议,罢课回国,与北京学生接头后,1918年5月21日一同上街示威。这是“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”,也是五四运动的前奏。这次运动显然没有达到希望达到的影响,许德珩将之归因为活动准备仓促,以及学生从来不问政治。
悄无声息的第一次请愿之后,许德珩更系统的“社会活动”开始了。他与易克嶷二人代表学生救国会去全国范围内“发展业务”。他们化装潜出北京,南下大串联,一路演讲宣传,大受欢迎。在天津,他们见证了有同学砍下小指头激励国人奋发的壮举,南下到济南遇见康生,从济南转武汉,见到恽代英,从武汉到九江,找到同文书院的学生方志敏及邓毅生。从南京又到上海,向上海学生团体宣传爱国、抵制日货。许、易二人还拜会了同情学生运动的孙中山、廖仲恺和朱执信。
短短一个暑假,许、易二人就把学生救国会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学生团体,还筹集了一千多元,这笔资金便是用于先前提到的《国民》杂志。
待到“五四”学生运动散去之后,尾声的故事尚未完结:5月6日有学生联合会成立。5月7日,许德珩等32名学生被释放,站在方桌上与大家见面。19日全体罢课开始。6月初北京学生示威,消息很快传遍全国,各地响应。掀起了从知识分子到工商界,再到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。6月10日,曹汝霖等三人职务终被罢免。全国学联诞生。
当一切都告一段落,学生们也面临人生的新分流。一些人留在国内继续进行革命活动,另有一批人出国深造。实际上,北大、各省及研究系均为其政治集团培植新人。罗家伦、段锡朋等人赴美留学,还被当时报刊讽刺为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的“五大臣出洋”。许德珩也毫不留情,认为他们被收买了,成为了“蒋介石的一条忠实走狗”。
不过,投身运动的许德珩,其实跟“对头”罗家伦一样,觉得自己近两年的学业颇为荒废。1919年12月,他也踏上留学路,乘四等舱漂洋过海去法国。
不同于出洋赴美的“胡适派”学生,许德珩赴法走的是“勤工俭学”路线。留法勤俭学会为一批爱国且有革命思想的青年提供法、德、比利时等地的行程。许德珩回忆时说,当时这批人不太可能直接去苏联留学,于是就去靠近革命高潮的法国,采取既做工,又可求得学问的勤工俭学办法。此后,五四时期活跃学生分子在政治上的分化,日渐凸显。这些青年们日后不少成为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。许德珩指出,勤工俭学的学生,回国后几乎都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,有些成为中国革命杰出的领导人;而吴稚晖在里昂中国大学培养的学生,以后则纷纷成了国民党政权中的骨干分子。
正如许多学者公认的那样,中国的共产主义正是从“五四”之中开始萌芽的。西方(尤其是美国)对于五四运动的态度,以及苏俄作出的对抗西方的榜样,促使一部分中国青年对西方的效仿从自由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,甚至是形成了一种爱好社会主义的风气。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们,多为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。因此毛泽东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说:“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,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。”
很多年轻人,因五四运动转向社会主义,改变了人生道路。而许德珩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,也是“五四之子”典型的情感结构。作为1918年《国民》杂志的创办人,这位江西老乡把爱国视为持久不息的任务。上世纪30年代,许德珩在民族救亡运动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;抗日战争期间,他以爱国者的角色而享有盛誉;上世纪40年代后期,他继续利用自己的声望公开反对国民党。建国后,他曾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。
诚如研究者周策纵所言,必须详究整个中国文化运动史,以及经济、社会、政治、思想史实的演变,才能正确了解五四运动的意义。许德珩及其朋友圈的故事,也仅是其中一个篇章。
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,急欲奔救之者乎?则开国民大会,露天演说,通电坚持,为今日之要着。至有甘心卖国,肆意通奸者,则最后之对付,手枪炸弹是赖矣。危机一发,幸共图之!
——许德珩《北京学生界宣言》,1919年5月4日






欢迎光临 (http://admin.zasq.net/) Powered by Discuz! X3.2